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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香港的四大副刊

作者:网络 来源:大公网 时间:2018年06月02日

   聯合新聞】6月2日報道:

抗战时期香港的四大副刊

  图:左起:萧乾、曹禺、沈从文、靳以,都曾在《大公报》副刊上发表过作品\网络图片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香港的文学期刊较少,并且仅有的文学期刊都存在时间很短,只有在1933-1936的《红豆》活动时间较长。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大批大陆文人南下香港,香港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报刊,文坛异峰突起。就报纸文学副刊而言,最有名的是四大副刊。

  《立报》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于1935年,上海沦陷后停刊。1938年4月1日,中共投资2000元港币,萨空了在香港復刊。萨空了请时在香港的茅盾编《立报》的“言林”副刊,茅盾答应了。茅盾在《言林》副刊“献词”中说:“《言林》不拘于一种战术:阵地战、运动战、游击战,凡属拿手好戏都请来表演。”“言林”刊登杂文、短论、诗歌等,主要作者有杜埃、林焕平、李南桌、黄绳、袁水拍等。为适应香港的报纸风格,茅盾安排了一个连载长篇小说,那便是茅盾亲自执笔的《你往哪里跑?》,刊登于《立报.言林》193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。据茅盾自己说,由于不太适应香港边写边登的风格,这本长篇小说写失败了。此书后来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单行本,改名为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。《立报》三版上半版是本港消息版,下半版是由萨空了本人负责的副刊“花果山”,这个副刊连载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《桃花港》。四版上半版是国际新闻,下半版是副刊“小茶馆”,仍然由萨空了编辑,刊载过金秉英的长篇小说《蓼莪》,也刊登读者来信等。萨空了主编期间的《立报》,重视宣传中共的理论政策,并发表来自于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资讯,还输送香港进步青年去延安,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。不过,《立报》的销路并不好,据茅盾回忆:“那时候《立报》销路不好,天天赔钱,大有维持不下去的样子。原因当然是《立报》‘孤军作战’,敌不过那些盘踞香港几十年的黄色小报。”

  皖南事变后,据周恩来的指示,在廖承志的领导下,刚从桂林和重庆撤退到香港的进步文人于1941年4月8日创办了《华商报》。《华商报》社长范长江,总编胡仲持,主笔张友渔。《华商报》副刊“灯塔”,由夏衍负责。在《灯塔》创刊日,夏衍发表了一篇《不能免俗的介绍—算是发刊词》,其中提到:“本报是一张晚报,而《灯塔》只是一张晚报的文艺化的综合副刊,所以我们这里一方面不想嬉皮笑脸,打诨插科,但他方面也并不打算扯长了面孔说教,‘灯塔’是我们读者在一天工作疲劳之后,可以不费力气地在灯下披诵的读物,像一杯清茶,像一张小夜曲的唱片,要做到的是尽管不一定能够滋养和振奋,但也未始不足以爽气和清心。”“灯塔”的连载小说,最有名的是茅盾的《如是我见我闻》,刊登于“灯塔”1-29期。“灯塔”还连载了另外一些名篇,如巴人的《沉滓》、艾芜的《故乡》两个长篇小说,其他还有邹韬奋的《抗战以来》、范长江的《祖国十年》、千家驹的《抗战以来的经济》等。

  如果说,《立报》和《华商报》较具政治格局,那么《星岛日报.星座》和《大公报.文艺》则较具文艺色彩,显示战时中国文学的成就。

  上海沦陷后,戴望舒于1938年5月南来香港。8月1日,《星岛日报》创刊,戴望舒经陆丹林介绍应邀主持《星岛日报》文艺副刊“星座”。戴望舒并非左翼作家,他既是“文协”香港分会的理事和宣传部负责人,又是国民党“中国文化协进会”的理事和宣传部主任,左右逢源。在“星座”上,戴望舒的长处是能够团结了不同派别的作家,使得“星座”群星荟萃,正如他自己所号称:“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《星座》里写过文章的。”“星座”上出现了不少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。1938年8月1日-6日,“星座”第1-6期,刊登的是施蛰存的连载小说《进城》6节。1938年8月7日-11月19日,“星座”陆续刊登了沈从文的连载小说《长河》67节。萧红还在重庆的时候,就把《旷野的呼喊》交给戴望舒,这篇小说从1939年4月17日起至5月17日止,在“星座”上刊载了一个月。到香港之后,萧红将她一生的代表作《呼兰河传》也交给戴望舒在“星座”上连载(从1940年9月1日到12月7日)。在“星座”上连载的长篇小说,还有端木蕻良的《大江》、萧军的《侧面》、沙汀的《贺龙将军在前线》等。戴望舒本人也在“星座”上发表了不少诗歌、散文和译作,著名诗作《元日祝福》就发表在1939年1月1日的星座上。

《大公报》创刊于1902年,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副刊驰名,是三十年代中国京派作家群的主要阵地。抗战以后的1938年8月13日,《大公报》在香港创刊,“文艺”副刊由萧乾主持。一年以后,萧乾去英国,他推荐左翼作家杨刚接替自己的位置。港版《大公报.文艺》创刊的时候,《星岛日报.星座》刚刚创刊两个星期,两个副刊都名家荟萃,不过由于编辑的来歷不同,《星岛日报.星座》与《大公报.文艺》的作者队伍还是有些差别的。戴望舒来自上海,熟悉上海的文人,尤其是现代派的文人,因此《现代》的老朋友施蛰存、杜衡、路易士等都积极为《星岛日报.星座》写稿。萧乾依靠的是北方京派文人的班底,沈从文,巴金、靳以等是主要撰稿人。当然,文学名家就那么多,重复在所难免。如沈从文是《大公报.文艺》的前任,又是京派文人的首领,当然成为萧乾的坚强后盾,不过他同样支持戴望舒编的《星岛日报.星座》。《大公报.文艺》伊始,沈从文一边即在《大公报.文艺》上连载长篇小说《湘西》,他同时也在“星座”上连载长篇小说《长河》。由此,我们也可见沈从文在当时文坛的热度。

  萧乾后来回忆说:“那时诗人戴望舒在编《星岛日报》的副刊,他同上海作家们的联繫比我密切。为《大公报.文艺》写稿的,则大多是从平津奔赴延安或敌后以及疏散西南或西北几所大学的。”从平津疏散到西南和西北的两部分作者,成为《大公报.文艺》的重要特色。西南的文人主要指西南联大文人群,他们和萧乾的联繫主要通过沈从文、朱自清、李广田、孙毓裳、汪曾祺、穆旦等人。对西北延安文人的关注,更成为彼时《大公报.文艺》的“亮点”。因为延安文学在国统区遭封锁,香港《大公报.文艺》对于延安文学的报道特别引人注目。延安文人有不少萧乾的朋友,他在接手《大公报》后发表过一封《寻找朋友,并为“文艺索文”》的公开信,很快就有了回应。第一个给萧乾写信的是延安的严文井,继之有南阳的姚雪垠,鄂北的田涛,山东的吴伯萧,还有卞之琳、丁玲、刘白羽,以至于鲁艺的陈荒煤等。这些人在抗战爆发后,先后到达延安及其他根据地,成为延安文学队伍的骨干力量。与萧乾联繫上了以后,他们的作品就成了《大公报.文艺》延安作品的主要部分。在中共党员杨刚继任后,延安的作品增加更多。据统计,《大公报》港版《文艺》副刊上共发表延安作品118篇,萧乾主编一年发表44篇,剩下74篇为杨刚编辑发表。这其中有不少力作:如沙汀的报告文学《贺龙将军》、丁玲的散文《我是怎样来陕北的》、何其芳的诗歌《夜歌》等。

  正是由于这四大副刊,再加上为数不少的文艺期刊,香港文坛在抗战后迅速变得姹紫嫣红,成为了战时中国文坛的中心之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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