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向来是推测现下的高等教育的，然而不料，也不信它竟会颓唐到这个地步。讲如此之事于我本无关无益，所以便以自己的资源与努力去做事，更不愿广立论“一棍子打死”。可是我却要承认，如今的高等教育，当真是“病入膏肓”了。

“曾先生”倒不生气，倒不是不想不愿，而是不能。我要在此受“曾先生”委托，斗胆讲几句。大学是思想的原野，是精神的灯塔，是容得下高声论辩、也容得下潜心苦思的所在。蔡元培先生倡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于是北大才成了新文化的摇篮，才孕育出敢为天下先的青年。可如今呢？层层叠叠的规章、密不透风的时间表，还有那比高中还要细致的“教学纲目”，把鲜活的学子硬生生塞进统一的模子里。管理者捧着这模子，称其为“规范化”，却不知这“规范”早已成了捆缚思想的绳索。曾先生所言，并非全无道理。这些条条框框，初看是为着“秩序”，为着“效率”，为着那纸面上逐年攀升的“就业率”与“成果数”。可这秩序之下，思想的野草如何蔓生？这效率之中，灵光一现的沉思又该被安放在哪个时间格子里？学子们从一座名为“高考”的围城奋力挣脱，满以为前方是海阔天空，却不料踏入另一座更为精致、也更为沉默的围城——这里的围墙，是用学分、绩点、综测、打卡、讲座签到和格式统一的论文垒砌而成的。 大学高中化的病症，其表在“管”，其根在“怕”。怕学生“出格”，怕思想“越界”，怕管理“失序”，更怕那难以量化的“人的成长”最终无法兑换为一份光鲜亮呈的政绩报表。于是，安全成了最高准则，服从成为最优品质。独立思考？那是有风险的。批判精神？那可能带来麻烦。于是，本应鼓励冒险的学府，变成了规避风险的温室；本应锻造锋芒的地方，忙于打磨所有的棱角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种“规范”竟内化成了许多人的自觉。学生们熟练地计算着投入与产出，精明地选修那些给分宽松的“水课”，对培养方案之外的知识失去好奇，对没有“加分”的活动意兴阑珊。他们过早地学会了成年世界的生存法则，却独独遗失了青年时期最可贵的笨拙、冲动与不顾一切的热爱。这不是他们的错，这是系统精心引导的结果——一个将人“工具化”的系统，自然欣赏早早将自己打磨成合格工具的人。

我知道“曾先生”容易被扣一味推崇西洋等之大帽子。我们的文明传统里，学院精神何尝不是讲究“从游”、“切磋”、“涵养”？孔子与弟子们坐而论道，各言其志，那情景里哪有半分如今这般僵硬的“管理”气息？传统教育的精髓，在于“熏育”而非“管控”，在于“启发”而非“填塞”。而今，我们丢了自家的珍宝，却捡来了别人工业化教育流水线上最僵化的一部分，糅合成这“高中化”的怪胎。“曾先生”的无奈，是一种清醒者的痛苦。他看见大厦将倾，却知独木难支；他听见铁屋中的呐喊，却找不到那扇可以破开的窗。他委托我说这些，或许也知是徒劳，但“说出来”本身，便是在抵抗遗忘，抵抗那席卷一切的、令人窒息的“正常”。大学的灵魂在于“大”——大在格局，大在包容，大在对真理不计功利的热爱。若我们放任它继续萎缩、僵化、矮化成高级中学的延伸，那么失落的将不止是一代人的青春，更是一个民族未来最宝贵的可能性：那敢于创造、敢于批判、敢于在无人处走出新路的可能性。

药方何在？或许首先在于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，能否重新辨认出那被重重包裹的“教育的本心”。管理者能否有勇气砍掉一些不必要的绳索？教师能否在传授知识之余，更点燃求知的火种？而学子们，能否在系统的缝隙里，勇敢地为自己争取一寸自由呼吸的空间，去读一本“无用”的书，去进行一场“无益”的辩论，去爱上一个“无前途”的领域？这病是慢性的，由来已久，渗入骨髓。治起来也必是慢工夫，需得一点一滴地松动土壤，唤醒生机。但再慢，也总比在麻木中，看着思想的原野一步步退化成精致的盆景要好，何况也无精致可论可循，便更有必要讲几句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