贸然产生这个题目，连自己就有意外之喜，同时又感到异想天开。伏羲距今七千五百年到万年之久，一没实物可证，二没文字记录，那时的人咋说话，说啥话？恐怕连专家学者也不敢应这题目。但想起古今中外做学问的，哪个没有过假设与联想，也就不揣冒昧，斗胆尝试一论，从古人中找古人，对比先秦文章及先秦之前的甲骨文、钟鼎铭文反推逆溯，从蛛丝马迹中，寻出一鳞半爪来。

一、万物先有名

看过赵忠祥解读的动物世界，并非人类才有语言。由语言而造出文字，却是人类专有的。人类初期的语言交流，与其他高级动物等量齐观，到了元谋人、蓝田人，伴随着如手语、脚语、表情交流等肢体语言，声带逐渐发育出了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音符，人类的语言雏形就诞生了。

远古时期，人类说话显然没有当下人的丰富而活泼、智巧而流利。语言的进化与丰富也伴随着人类的智慧进化、文明程度一步一步展开的。就是说，语言的进化是与人类智慧发育成正比。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。原始人类部落中灵动的、智巧的，是语言的引领者，也是语言的创造者。但也会有例外，不是很灵动智巧的，也会有灵机冲动、灵感暴发，造出一两句新奇的词汇或语言来。

就文字的起源，有人说感叹词出现最早，有人说象声词出现最早，但笔者认为，从口语来讲，感叹语应是最早的，比如巫为喔声，觋读嘻音，即为人类表意惊讶、稀奇的最早感叹语。紧随感叹语的便是象声语或拟声词，如嚎、哭、哼、吠、唳、鸣、叫等，紧接着形声语、形容语也会出现，继而是概念物语或动作词汇如行、走、奔、竞、上、下、攀、爬、滚、动、蹲、伏、跳、跃、往、返、采、集、渔、猎、驯、顺、网、牢、困、囿等。

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也是为万物起名的过程，比如被毛的动物曰兽，小而无毛的爬行物名虫，水里游着的谓鱼，高大的植物称树或乔，春生秋萎的植物名草、名秧、名棵等。慢慢又有了细分，树有了桑槐椿柳等名，兽有虎狼豕犬之分，草有稻黍粟菽之分，鱼有鲢鲤鲫鳅之分等。随着经验积累、认识细化，更加区分出了根茎叶花果籽粒的植物部位名，动物有了头项肩背尻尾等，包括天象所见风、雨、雷、电、云、雾，地面有的山、川、林、丛、渎、溪，所能用过的、见到的，甚至想象出来的，也都陆续起了名。随着名字或概念的增加，语言也随之丰富了。

人类蒙昧时期，语言表达与现代人的轻微智障患者可以对举，嗑嗑巴巴，一字一顿；又好比牙牙学语的幼儿，比如叫母，喊抱，说肉，家长明白，大众也明白。再加上肢体与表情补充配合，幼儿的语言表述虽然简单，却也明了。

二、量变与质变

通过阶段性、渐进性的量变，会发生质变或突变。其中最伟大也最智慧的质变与突变，就是伏羲画卦。自伏羲画卦后，人类思维多了弯弯绕，语言也会向着流利的层次发生质变，有了会意性的语言，并造出会意性文字，再然后有了名词动词化、动词名词化的会意语、意念词。伏羲画卦，可视为第一次造字运动，有乾坤坎巽艮兑、东西南北、上下左右、春夏秋冬等，赋予了比类取象的哲学思维，构建了两仪生四象、四象生八卦的体系，让人类的头脑向着智慧化快速发展，联想与想象也更加丰富了。伏羲作甲历，造出了天干地支，伏羲制婚嫁，人类有了礼仪活动，语言交流与社会交流的范围也拓展了。

毕竟处于人类幼年时期，伏羲的功德发酵不会立竿见影，智慧的发育也不会骤然豹变，须要一代一代又一代的陆续接力。伏羲的发明创造首次全方位推动人类认识、实践，由发明网罟开始促成了部落联盟，促成了人类第一次的社会分工，增进了人类广泛的交流与交往，语言显然比前丰富多彩了，也会造出或增加信仰、社交、音乐等类术语。

部落联盟、互婚与行业分工都是语言丰富发展的催化剂。伏羲之前的远古时期，社会分工不明细，语言单纯而朴诚。详细的分工应该始于伏羲发明了网罟以后，猎获了活兽豢养、驯化，当代人驱猪、赶羊、叫鸡、喊鸭、呼犬所发的声调，虽然各地不一，都应是存古性强的原生态口语。信史所载，社会分工的明显标志便是巫分为史，继其后“世多繁疾，巫分有医”。但笔者认为，这些都是神农尝百草以后的事。更早的还有陶艺制作，其制作者是否兼职，或压根儿就是业余爱好，有待进一步考古验证。

还有一种质变就是人类发明了造神。造神的过程是神话编造并传播的过程，也是人类丰富语言并加强语言训练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口语也由孤立语向着曲折语渐进式演变发展。关于孤立语、曲折语，重庆大学副教授万曼璐解释说，古文语法呈现着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，最初的古文是没语法结构的，学术称为孤立语。人类有了语法结构的文体叫曲折文，即主语谓语相连甚至有了宾语搭配的语体。依目前考古所限的资料，曲折文到了商朝末期才出现的。按照古人“我手写我口”的习惯，比如商朝中期以前的钟鼎铭文、甲骨文都是孤立语。笔者以此推源，在孤立语的时代，人类都还是拙嘴笨舌的，只会说些单音词，或者初步有了名词动词相连的简单句式。

前伏羲时期的人，说话时名词是一句、动词是一句、感叹词又是一句，比如幼儿说话，抱，走，肉，属于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

有人说了，伏羲不就是复音词吗。在当时的语境下，或许会有个别的复音词，比如名词类蜘蛛、蚰蜒、蟋蟀这些，应该都是仿声名的远古留存，好比幼儿会说肉肉、抱抱、妈妈、姥姥一样，今天的叠音词大都由此沿袭而来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伏羲的伏，当时的语境是发不出f音的。伏羲之名有宓羲、包牺、包戏、伏戏、庖牺、庖羲等，无论是伏是包或庖，就当时来讲，有学术观点认为，皆读包音；也有学术讨论认为或读伯、保、爸等音，进而演变成了伯与爸的称呼。包括女娲的娲，当下读娃，之前或者读母、妈音，后来演变成了母与妈、姥的称呼，至今还有天姥山读作天母山的存古性遗留。

显然，孤立语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期，但也是人类智慧培胤发育的重要时期，历经了炎黄尧舜、虞夏商周并伴生着文字的丰富发展。人类文明以孤立语作为曙光初现的标志，孤立语向着曲折语的演变而光华普照。由伏羲一脉相承下来，口头语言逐渐丰富发展的黄金时期应该是商周时朝，人类才慢慢通过智慧发育，社会化程度也提高了，伴随着口语交流多样化，文字顺应语言的丰富也造得更多了。到了老聃、孔丘的时代，赓续万千年的语言系统已然发育健全，比较成熟地应用曲折文所表达的口语。周王朝时期有雅语方言之分，围绕着京都流行的口语叫雅语，与当下所用的普通话类同。换言之，书面语言就是京都语言。与雅语相区分的是方言。中国因为地域广博而呈现了方言各异，甚而在南方地区有十里不同音的现象。

《北史·魏本纪》说：北朝魏的先世“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；不为文字，刻木结绳而已。”刻木结绳所记的内容有战争、猎获、会盟、选举、庆典、联姻、生育、疾病和灾害等。这些特征表明，鲜卑族的祖先居处边僻之地，未经文明开化，仍旧保留着七八千年前的生活形态。

在交通不便的上古时期，尤其是前伏羲时期，部落之间各行其是，互不往来，没有交流，比如植物动物的名字，也会不一样。伏羲完成了部落联盟之后，部落互动、婚姻交流、以物易物，往来频繁中，完成了人类第一次语言贯通，但也并非全域式的贯通。但这次贯通虽然原始而纯粹，没有那么多的目标追求，却足以媲美秦朝的书同文。即便秦朝强力推进的书同文，但因为时间短促，并没贯彻到大山阻隔的地区与边僻地域。今天的河南与山东两省，在汉朝初年，就有许多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。汉初颍川人晁错奉旨赴山东拜伏生学习时，就听得囫囵半片的。

三、舌头上的功夫

古今语言对比不仅在方言上，还有发音层面须要探究。笔者对古代音韵是外行，却看到过清朝末年的内行，大名鼎鼎的钱大昕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中，从上古典籍大量通假异文、注音、声训及谐音字等现象中得出了“古无清唇音”“古无舌上音”等结论，根据汉语声母演变规律，认为当下的舌上音是从舌头音慢慢分化而来。而钱大昕所说的古代所指大约是秦汉及其后的相当时期。这就是说，比汉朝更加久远的伏羲时期，人类语言表达或表述，仅局限于浊音，即喔喔啦啦的。当代语言的清音，是由浊音漫长的演化演变来的。直到现在，上蔡域内的东岸、无量寺等乡镇把吃饭说成吃唤、刮风说成刮轰、方圆说成荒圆、享福说成享呼等，是为存古性的原始口音遗留。这种遗留在驻马店区间还有确山、遂平，包括泌阳、正阳等地域都有分布。上蔡人读牛niu为ou,与赶鸡同音，也应属于存古性强的口语。

在央视百家讲坛上，重庆大学语言学副教授万曼璐重提“古无舌上音”，说上古人类不能发出现代汉语拼音zh、ch、sh、r这四种声母的读音，有些地域的人发不出f音，都是上古人类语言的存古性遗留；包括声母t、d、n等舌头音，如端、偷等音，声母皆为t,也有腚、定与泥、你等舌头音，原始人类的声带也是慢慢发育后才发出来。而舌上音如知、彻、澄、娘等，也是经历了一定时间才发出来。

另外有一项，古人对熟悉的事物取名往往会细分，比如猪，幼猪名崽，三个月大为狶，一年大曰豯。不同年龄段的牛也以年齿不同各有命名：犊指小牛，两岁叫牬(bèi)，三岁早犙(sān)，四岁名牭，八岁曰犕(bèi)。还有三车能并行的曰路，两车并行的曰道，仅通一车曰甬，踩踏而成的名蹊。古人还有很多同类用具、器物，大小方圆长短各有其术语。地域相殊，物名也各异，比如虎有於兔、须虑、斑子、大虫等，当时的人都晓得，也很流行，如今成了生僻词。

伏羲画卦后，人类掌握了简单的哲学概念，有了哲学思维，开始有了动词与名词结合的语言，随着智慧的发育，逐渐有了弯弯绕，能说出动词名词化、名词动词化的语言。现代人编写尧舜禹夏商的故事，说话对白，就不能使用现代很流利的语言表达，要用当时的语言风貌，要么一字一顿，要么两字三字连句，显得古拙，符合古人会话特征。由此看来，之前编演武王伐纣的历史剧，与史实大相径庭。

四、文字有实证

文字是为口语服务的，为着人类用于纪事的。已故历史学家周谷城说：“文字是用来表实物的。实物之数无穷，文字之数有限。以有限的文字表无限实物，有时自然感着文字缺乏，则变一字之形或音以造新字，应付新的需要，实属事理之当然。”

原始人的语言表达，是加了手势、表情配合互相交流的。以现代考古成果为据，距今七八千年，文字附丽语言创造出来，都经历了从无到有、由简入繁的历程。文化人类学已经表明，语言与文字史不是并行发展的。相比文字，口语的灵活迅速，文字适应口语的创造，总会慢三拍。但也会有例外，先有文字后才有语言。比如某些事物罕见，也没名字，自然也没创造读音，遇到了做些标记，或者画个符号，于是有了刻符文字，再然后有巧人依类象形画图，如鸟形、鱼形、兽形等，即成了最早的象形文字。

那么文字何时产生的呢？孔安国在《尚书·序》说：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又说：“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。”后人追述前人以为据，更有后人以追术后人以为据。伏羲时期的语言，到了仓颉时期相对丰富的语言，集成相对丰富的文字，虽然还没有考古实料佐证，却从事理及发展逻辑方面是成立的。

传说黄帝令臣子仓颉造字。仓颉长着八只眼睛观察八方，把万物形状依类象形简化后刻在龟壳、兽骨上，就成了最早的文字。这个神话演绎了象形字的来源。“仓颉造字说”初流行于战国时期。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说：“仓颉作书，后稷作稼。”此后成了最流行的版本。但终究只是传说。造字之功决非一人之功，正如语言的演变也非一人之力，而是经历了一代一代人类的共同创造积累。

有观点说，八卦哲学的几个符号，就是最初的文字。但笔者认为是文字，不能确切地认为最初文字。现代考古已经发现了数万年的刻符与契文。甲骨文属于表音字与象形字的结合体，已是相对成熟的文字。无论是甲骨文，还是更早的刻符文、契文，都是口语表述的文字。最先产生的应该是表意文字，如草、木、乔、兽、鱼，生、长、走、行、飞、游，快、慢、紧、急等，然后造出表情表音的感叹词、象声词。其中部分演变成了语气词、发语词如矣、乎、哉、也、夫、欸等。

其实，远古人类除了巫觋的表达丰富，部族中的大部分人没有现代人说话流利，大都会说些名词动词，这些概念词往往不能连续成为句式。

随着造字越来越多，就有了记事版本的文。作文的时间并不久远，应该是到了奴隶社会时期，由巫觋业分有史，史的职务与职责就是，功能是写祭词、记颂文，比如赞颂帝王之德、赞美神灵造化功德、婚嫁贺词再然后就是记录事件，记录那些天象异变，日月星辰的运行方位等，把记录的事件积累留存下来，就是史。

原始性记事的标记、刻符、图画，历经演变发展，就有了相对成熟的钟鼎铭文、甲骨文。目前发现最早的骨刻文就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21个刻符，距今约7762年（±128年）。据说蔡运章、张居中两位大学者已破解了11个，意合坤离两卦解读文字。还有七千年前的蚌埠双墩出土了600多刻符、六千年前的五十余种半坡陶符，排列整齐，全然具备了文字的特征，被称为汉字的萌芽。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的数字刻符、庄桥坟遗址刻画符号、大汶口陶尊符号，大都属于黄帝之前的实物。尤其是浙江庄桥坟遗址距今约五千年了，属于良渚文化的重要部分，共有240余件器物都出现了刻画符号，并且连字成句，具有曲折语的初步特征，应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地带或之一。还有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、偃师二里头的夏墟水书等，属于黄帝之后的实物。

这些契文、刻符以及商周时期的钟鼎铭文、甲骨文，简短而单纯，一字一句，或两字一句，即便祭文中的连字成句最多不过三四字，没有当下口语一嘟噜一串的。比如要打猎，就以猎相告，需要围猎，当时语言幼稚而简单，大家行动起来，领头的说围，大家散开，就围了起来，然后有猎到了，说猎牛一，猎到大的，说大，又猎到小的，说小。

河南话是汉语文化最简练的代表，一字便是一句话，比如两人相遇的对话，谁？我。咋？尿。这是有渊源的，自有存古性，也保留着人类幼年时期的语言特点，简捷明了。

五、我手写我口

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，是文言文。无论现代文明有多发达，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，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。现在的人读不懂文言文，就得了解文言文的产生与发展，也得了解口语的时代演化与变迁。书面语是对口语有所加工的，本着古代书写工具笨拙，要求简洁，就不能随口语写得啰嗦，另外追求整齐与美化。“文言文”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“压缩”格式。这个过程为口语与书面语分离提供了前提与基础。加上口语变化快，书面语不能与日俱进的跟进，尤其是唐宋以后，口语的变化迅速，把文言文就远远地抛在后面了。

换而言之，当下所说的“文言文”应是人类幼稚时期的“白话文”：一字一意及其后缀的语气副词，正是太古、远古、上古的源流形成的语言体系。人类牙牙学语的一字一顿，即远古上古时期的语言特征。

文言文生涩难懂，古代人造出来，不是自己难为自己吗？其实不然，当下所谓的文言文，的确是古人口语的直接记录。金文、铭文、甲骨文中的许多字，现代人费尽周折才识读出来，也已经纯粹成了文字了。但绝不是古人故弄玄虚，自有其当时的用途与存在意义，弃置不用久远了，才与现代生活悬隔成了两个世界。

据万曼璐教授说，《论语》《左传》中的书面语，现在看来生涩难懂，其实放在先秦的语境下，原本就是“我手写我口”的记录，不过在当时以单音词为主，很少有复音词。先秦时期凡识字的先生，对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，包括墨家、名家、道家等著作都不会感到拗口。因为这些著作都是口语表述，属于“我手写我口”的直接记录。不过今天的人对此种语言感到生疏，成了另一种语体。这种语体自然而然由其一脉相承的生活基础与文化传统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文言文放在历史纵深看，并不悠久。就中国的信史所记与考古发掘情况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闻而未见，据说连山、归藏已然面世，所能见到的最早著作就是殷商箕子的书籍，所能完整存世的文章，打周易算起也就三千多年。想来伏羲时期及其前后的刻符、契文，依然是“我手写我口”的体现。

笔者也由此说几句题外话，在白话文日臻成熟的今天，啰嗦与拉杂的文章却屡见不鲜，反过来读起文言文的洗练与简洁，终于理解了“惜字如金”的含义，并不仅于书写工具的笨拙与原始。当下的词汇越来越多，比如聪明、智慧，在古人看来，聪是聪，明是明，智是智，慧是慧，是有区别的，当下人却混为一体，多属于概括性的词汇，甚至有的复音词中，其中一个字就是配搭，并无实体含义，这样一来，纸却费得多，少了严谨，失了精准，不免存在着缺憾。不太讲情面地说，当下的人驾驭文字的能力，实在不敢恭维，基于对文字与词汇、成语、熟语的意思含混模糊，学生期间没能练好基本功训练，到了成人又不假思索，总是急就章，追求短平快的同时，错讹杂乱现象就难以避免了。据可靠消息称，在读的硕士、博士生中就有人因为不能熟练作文，导致论文质量低下，不仅无法做到条分缕析，语言组织混乱，而且这种现象并非个例。

先秦时期的书面语，也是口语记录，不仅是中国，地球上的语言文化都呈现出了自身的演变周期律。书面语、口头语的重叠与疏离就是明证。两者最初的分离始于秦汉，尤其在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文白疏离呈现趋势性发展，到了唐宋时期，书面语、口语截然分离，彻底摆脱了我手写我口。直到元朝的戏曲与明朝的白话文小说再次回归，把文言文与白话文拉到了零距离，再次完成了我手写我口。当代有人认为，冯梦龙、凌濛初的三言二拍，半文半白的，读起来与现代口语还是有些差距，但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说话的，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。三言二拍距今已有四五百年了，口语自然会演化的。

自民国初年推行的白话文运动，到了今天，书面语与口语再次“我手写我口”。就是说，只要能念出音来，就能会其意。这本来就是人类语言文字的回归。

结语：

人类说话先从感叹词出发，会其意，出其音，陆续造出名词、动词，舌头的功能由此训练，不断发育，见出智巧，明显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语言技能呈现出来，先是造出孤立语，再向前训练出了曲折语。有了曲折语，人类语言的功夫步入了流利的轨道。伏羲画卦后，人类掌握了简单的哲学概念，有了哲学思维，开始有了动词与名词结合的语言，随着智慧的发育，思想有了弯弯绕，语言也出现了弯弯绕，能说出动词名词化、名词动词化的语言。神话编造与传播，是人类普遍学说话的训练课，却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。这个过程直到周王朝时期，有了实质性的演变，才开始了真正会说曲折语，演变到了流利话初期。

我们运用排除法，古无清唇音、古无舌上音，还有上古时期的人口语中的单音词、孤立语，对伏羲时代的人说话就有个大致的了解：能说会道的，有个形容，就是一字一顿，慢条斯理；其他的人、多数的人说话还停留在拙嘴笨舌、嗑嗑巴巴的阶段。现代人编写尧舜禹夏商的故事，说话对白没有恁顺溜，就不能使用现代流利的语言表达，要用当时的语言风貌，要么一字一顿，要么两字三字连句，古拙笨的发音，才符合古人会话特征。由此建言编演尧舜禹汤的历史剧，要与史实相符合。

伏羲集巫觋智慧之大成，是为当时会话最流利的之一，因其创建八卦哲学、智巧能率众，能通达天地神灵，并德高望重而王天下，职业话题便是代天行言，祭祀神灵，生产话题便是织网结罟、渔猎采集、豢养驯化百兽，生活话题便是分食部众。伏羲同时也肢体表意与口头表达密切配合最贴切的人。尤其是八卦创设，教授人类开智启慧，推进人类思维丰富发展，推进人类由低灵突变抵达高灵，也为当时人类的语言发育发达提供了滋养，并迅速发酵，迎来了语言的“洗心革面”。这种飞跃式的突变，任何赞美的词汇也难以尽情表述其伟大与神圣。（本文由王得印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