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刊刘俊苍 张重宪07月07日报道：

1937年的7月，是影响平津乃至中国甚至世界历史的一个月份。我们不能只记住“七七”一天，整个七月是侵略者步步紧逼、国土接连失守、军人浴血殉国的苦难叙事，每一日的炮火、每一场守城战斗、每一处的摧毁劫掠，都是民族苦难与抗争的鲜活证据。每一天，串联起民族从隐忍到全民觉醒的转折。军人的拼杀、人民的救亡、国土失守的刺痛，既是近代深重国难的缩影，也是点燃全民族抗战的火种，拉开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序幕。每一天，就像一滴泪，一滴血，凝结着不可忘却的民族的人类的世界的记忆。资深媒体人、学者张重宪先生自今日（2026年7月7日）起，将为读者梳理“七七事变”前后，以及1937年7月28日，日军有计划、有预谋地轰炸南开系列学校（大学、中学、女中、小学）的历史细节。只有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深重灾难，才能防止重蹈覆辙。14亿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为殖民张目、为侵略翻案，历史教训不可遗忘。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曾言：“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，而南开之精神，将因此挫折，而愈益奋励。”在“七七事变”89周年这个特殊的纪念日里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长河，探访在曾经那段血与泪的日子中，一段段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回忆。

七月日记·文明之殇

——“七七事变”前后的历史细节

张重宪（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）

1937年7月7日，晚，以“卢沟晓月”著称的卢沟桥并没有被月光笼罩。

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在当天亲笔笔记中写道：“这天晚上，完全无风，天空晴朗，没有月光。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，以及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，是一个静悄悄的黑夜。”

晚22时许，日军驻丰台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清水节郎部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实弹演习。深夜，称一名士兵失踪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，遭中方守军29军37师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长和宛平县长王冷斋拒绝。

23时左右，日军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自行归队，但日军隐瞒消息，继续武力对峙，执意入城。

与此同时，日军完成对宛平城东西两门、卢沟桥铁路桥、回龙庙阵地的包围，开始向宛平城墙、中方警戒哨射击示威，中国守军有克制地还击，零星枪声不断。

当是时，宛平城、卢沟桥中国守军系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，全营1400人。营长金振中的战前训令：“宁为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！”全城进入一级戒备，关闭城门、加固城防、迫击炮就位。

师长冯治安从保定赶回北平，下令固守卢沟桥，不许日军一兵一卒入境，敌开枪即迎头痛击。旅长何基沣、团长吉星文分守前线指挥。城内守军严守阵地，不主动开火，但拒绝一切日军入城要求，做好近战、白刃战准备。

这一夜，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前夜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。而这一夜的这一切绝非偶然。

当年7月1日，日本东京军部的“应急出兵执行预案”细化。

7月2日，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（作战部）专题会议，议题是平津日军持续演习，预判短期内爆发冲突。关东军独混1、11旅团分别从公主岭、古北口向南机动，合围北平北郊、东郊。关东军6个飞行中队进驻锦州、山海关机场待命。

7月3日，日陆相杉山元、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会商，敲定动员规模：冲突爆发后，第一阶段不待内阁正式决议，先秘密调关外朝鲜、关东军机动部队入关。本土师团动员令同步备好，只待内阁盖章即可发布。

7月4日，北平特务机关长金井武夫自北平发回密电：丰台日军连日夜间抵近宛平演习，极易制造摩擦，军部批示“一切按预设出兵方案执行”。

7月5日，参谋本部完成出兵兵力配属明细定稿（关键前置文件）明确各兵团任务、登陆、集结地点、补给线路、陆海军协同方案，文件标注：“待华北出事即刻启用”。

7月6日，参谋本部将完整出兵预案、动员命令草稿（临参命第56、57号）归档。陆军次官、参谋次长联名向驻屯军密电：前线可适度强硬制造事端，中央出兵准备已全部到位。东京军政高层达成共识：只要卢沟桥发生交火，次日立刻提交内阁五相会议表决增兵。

回到7月7日。卢沟桥日军的第一枪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呢？

当时，平津日军一线最高指挥官是牟田口。战后，牟田口多次宣称：“大东亚战争的起点，卢沟桥第一颗子弹是我放出去的，责任在我。”他在私人笔记、回忆录中反复揽下“下令开火挑起事变”的责任。然而，他口中的“第一枪”，并非7月7日夜那几声示威的乱枪。其细节是：当晚，他接到第3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的请示电话：“若中方再开枪，我方能否回击？开枪是否无妨？”牟田口答复：“被敌攻击，当然回击！”在此之前，清水中队士兵已经在长官的默许下自行向宛平城射击。第一枪显然不是因他的命令。

但是，第二天，即7月8日的“第一炮”，牟田口就罪责难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