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篇聚焦7月8日，宛平城下。那一天，枪炮与谈判诡异并行：日军一边在凌晨4时23分发动炮击，一边又在深夜抛出三次停火谈判；中国守军以“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”的血誓死战不退，而东京军部已因战事“异常兴奋”，狂言“一个月可解决中国事变”。危急关头，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，疾呼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”；蒋介石亦下令中央军北上，初步判断此战绝非局部冲突。

然而，最令人警醒的，是当日三次谈判均由日方主动提出，且每次都发生在炮火间隙——谈判桌上虚与委蛇，战场上调兵架炮。正如丘吉尔所言：“侵略者的谈判从来不是求和平，只是备战的伪装。”武力，永远是谈判的后盾。这条铁血之律，在八十九年前的宛平城下，被反复印证。

今日重读这段历史，不为延续仇恨，而为铭记：当侵略者的谈判书与开火令同时递来时，唯有抗争，才是生路。

七月日记·文明之殇

——“七七事变”前后的历史细节

张重宪（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）

【7月8日，宛平城】

1937年7月8日，凌晨。枪声响了，炮声也就不远了。

4时23分，日军牟田口廉也联队长下令突然向宛平城、龙王庙、回龙庙、卢沟桥铁路桥发动炮击。旅团长河边正三也亲赴丰台前线指挥，并命令增调丰台全部守备部队，航空兵升空侦察、低空扫射宛平城内居民与阵地。

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：“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，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，应与桥共存亡，不得后退。”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指挥下进行战斗。

事变发展至大规模进攻的消息传到东京日军参谋本部后，使一直寻机发动侵华战争的军部军人“异常兴奋”，要求军部立即下令派兵增援中国驻屯军。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甚至狂妄地宣称：“日本一进行动员认为就必须登陆，所以采取了慎重方案，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，即使不登陆，北京也好，天津也好，将会投降。”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夸口说：“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。”

宛平城下，在炮火掩护下，日军步兵协同猛攻宛平城、龙王庙、回龙庙、卢沟桥铁路桥。铁路桥守军一个排全部殉国。日军占领回龙庙、大井村、五里店一线制高点，切断宛平与长辛店联络。

危急之中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疾呼：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生路！”同时，致电蒋介石，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，保卫平津，保卫华北，收复失地；致电宋哲元等，要求坚决抗战，表示工农红军愿为后盾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从零星交火到炮火下的短兵相接，其间竟然发生了三次不同层次，不同时间，不同地点的三次停火谈判。而且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三次谈判竟然都是日方提出。

7月8日凌晨2时许，宛平县长王冷斋接到日方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、前线日军一木清直大队通知，与金振中营长出城交涉。其间，日军在夜幕下调集增兵、架设火炮。

7时许，北平日军武官今井武夫在北平城内联络冀察当局，筹备高层谈判。事实上，第二次谈判，当日傍晚才正式会面，白天先以电话向29军副军长、北平市长秦德纯施压，要求中方先行后撤、约束部队。

几乎同时，日军向天津驻屯军、关东军发电求援，要求关外关东军速派部队入关支援华北作战。分路从天津海光寺驻屯军、古北口、榆关调兵增援卢沟桥前线。蒋介石收到秦德纯急电，初步判断事件绝非局部冲突，当即下达两道指令：令华北29军：就地抵抗，不得退让；调中央军孙连仲第26路军、庞炳勋部向河北保定、石家庄集结，准备北上支援北平。

北平谈判持续至深夜，今井武夫、松井太久郎与秦德纯、张允荣反复拉锯，日方不断加码，谈判无实质进展，仅暂时约定双方前线小规模停火。

丘吉尔后来曾说：“侵略者的谈判从来不是求和平，只是备战的伪装。”而且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停火谈判都是在炮火中进行的。武力永远是谈判的后盾。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铁血之律。

至于第三次谈判，则由29军第37师109旅旅长何基沣受命。

当日，宛平城被围，何基沣亲临前沿阵地指挥，从黎明至深夜，亲率敢死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，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，终于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。

因此，这第三次谈判，日军选择在何基沣收复失地后的转天进行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